古人作榜书是含糊不得的，更丝毫偷不得懒。“大字难于结密”，作榜书，稍有点画疏忽，便如盘中生蝇，很是涨眼；稍一放纵，又迹近俗字。因而，一般书家多不愿涉猎榜书。费纸费墨不说，实在讨不得半点机巧。
你想，门楣匾额，巨幛鸿幡，即便盈尺巨字，也须不差分毫。不然，悬于庙堂，或是游人如织的市镇店面，让人指指点点，点画之佞，格外涨眼，世人噱说，也着实叫书家闹心。不似当今书家，即便蝇头小楷，也可须臾之间放大成鸿篇巨制，全凭电脑作主。其实，古人也有放大之术，叫“烛光灯影投字法”。此法如何，没有见过，依我笨想，此术未必可靠，至少不精确，大小不可任人取用。如是，作榜书便是古之书家一大必备功课。
宋书尚意，除了给书法以浪漫主义翅翼外，也给了书法以广阔的容身之场所。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宋之前，宫中少有亭阁，宋则穷极奢侈，处处立亭建阁。有亭阁，亭堂楼阁便有名匾、楹联、屏风等设施，也便有了书画的去处。吴自牧《梦梁录》中记德寿宫说：“其宫中有森然楼阁，匾曰‘聚远’，屏风大书苏东坡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付闲人’之句。其宫御四面游环庭馆，皆有名匾。”又记御圃中香月亭，说：“亭侧山后，环植梅花，亭中大书‘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于照屏之上。”在此，亭阁即是展厅，尤喜榜书。
由此可见，宋之园林建筑的趣味与其书风的尚意倾向是合辙的。赖此，榜书便有了用武之地。如是，每至一地，苏东坡常常喜欢一人徜徉庙堂亭阁，多为欣赏字画。苏辙说：“余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
据《东京梦华录》记，宋时寺庙多方搜罗本朝墨迹，如东京大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可以说，亭堂楼阁给榜书插上了翅翼，也蔚然成就了宋书之文化景观。因而，书家善榜书，便成了不可或缺的技艺。《铁围山丛谈》中记，蔡京就曾当着米芾、贺铸作了一回榜书表演：“元符末，鲁公自翰苑适祠，因东下，拟卜仪真居焉，徘徊久之，因艤舟亭下。米元章、贺方回来见，俄一恶客亦至，且曰：‘承旨书大字，举世无两。然某私意不过灯光烛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运笔如椽哉！’公哂曰：‘当对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愿与观。’
公因命磨墨，时适有张两幅素者，左右传呼取公大笔来。即睹一笥有笔六七枝，大如椽臂，三人已愕然相视。公乃徐徐调笔而操之，顾谓客：‘欲何字耶？’恶客即拱而答：‘某愿作‘龟山’字可。’公一挥而成，莫不太息。”
观人作榜书，总令人“太息”。我虽未见“公”作书，然其作榜书之潇洒风采已跃然纸上，叫我“太息”不已。我也曾于网络上，见今之书家在体育场上作榜书，油头粉面，一身缟素，字尚未作，其粉墨登场之媚态，已令人喷笑。
诚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榜书确有其表演成分在。而榜书的风采，又多自其表演上出。笔舞如戟，墨渖淋漓，字走人蹈，翩然有姿，倘若配上古筝弦琴之乐，绝然一场龙飞凤舞的中国“秀”。
宋之何薳《春渚纪闻》中记了一则民间作榜书的事，全然勾勒出榜书之异趣：“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请紫姑神为戏，既书纸间，其字径丈。或问之曰：‘汝更能作大书否？’即书曰：‘请连粘襄表二百幅，当作一‘福’字。’或曰：‘纸易耳，安得许大笔也？’曰：‘请用麻皮十斤缚作，令径二尺许。墨浆以大器贮，备濡染也。’诸好事因集纸笔，就一富人走麦场，铺展聚观。神至，书云：‘请一人系笔于项。’其人不觉身之腾踔，往来场间，须臾字成，端丽如颜书。复取一小笔与纸角云：‘持往宣德门，卖钱五百文。’既而县以妖捕群集之人。大府闻之，取就鞠治，旋无他状，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后苑再书验之，上皇为幸苑中临视。乃书一‘庆’字，与前书‘福’字大小相称，字体亦同，上皇大奇之。’”
因何不“奇”，作榜书，真真作出一奇异的小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