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媒介研究的人文洞察——兼评《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
摘要：作为媒介的算法,与受众密切互动,重组了人机关系,导致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体深度媒介化。探入算法“黑箱”,可洞见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这只“隐形之手”操控了人们的生活,影响到社会建构,并渗透到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跨学科视角,尤其是从人文角度进行批判式诊断,有助于发现问题、预判风险。《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将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审视算法传播的对象、内容、方式、机制、效果,深入探讨了智能传播变革的本质。算法媒介与算法传播研究,还需要超越表象、超越批判,在构建宏观框架和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立足在地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技术治理贡献智慧。
关键词：算法;算法媒介;算法传播;权力;技术治理
传播学界也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将“算法”视作信息时代和数智时代的新型媒介,将其纳入考察视域之中。算法不仅通过创造数字化表征装置和拟态环境重塑人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知,也在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平台,算法是其逻辑架构;以数据为中心的信息生产、组织和推送,算法是其语义坐标。算法还深刻影响着人在现实行动中的决策与抉择,从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植入算法干预,人的主体能动性中因而嵌杂着算法驱动性。从传播社会学意义上来说,算法不仅变革了传播形态,颠覆了传播事态,也在重塑、重组传播生态。可以说,作为媒介的算法,由于与人频繁而深切地互动,不可避免将影响人的身体、心灵和观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如果说,算法传播在实践场域已不可忽视,在理论层面上亟待揭示,那么就需要将它的传播对象、内容、方式、机制、效果等纳入学理性的分析和解释框架中进行审视,冷静而客观地厘清其机理,勘察其边界,肯定其优势,预测其风险。
全燕教授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介传播、算法传播、媒介文化研究等方面。她的专著《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于近期付梓,聚焦算法传播中的相关问题,将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从多样的传播现象层面深入到复杂的传播系统内部,从那里剖辨出算法的“隐形超权力”,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该著立足于传播学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跨学科方法运用在该著中,往往带来精彩的分析与独到的见解,构成其中的亮点章节,尤其是站在人文的角度的深入阐释,既体现出情怀的温度,也表现出犀利的力度。
一、作为媒介的算法与人的深度媒介化
关于媒介(英文有单数形式的medium和复数形式的media)的定义,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杰弗里·克雷格(GeoffreyCraig)坦承“给媒介下定义很难”,将“媒介”视为“一个总体性的词语”[1],将形形色色、门类各异的新闻传播实践中的物、技术、机构悉数纳入彀中。斯蒂文·小约翰绕过直接定义的困难,用一连串暗喻如窗口、解说员、站台、路标、过滤器、镜子、管道等类比说明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源、信宿与媒介的关系,媒介的意义因而“代表不同事物,而用来描述这些事物的暗喻将决定所提问题的种类和提出理论的类型”[2]。按狭义的解释,媒介指的是利用媒质存储和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是有形、可见的物质载体。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将媒介的外延大大拓展,并将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人类发明的技术物,剖析其作为“媒介”如何延伸又如何截除人的感官,进而又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同时,新出现的媒介“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也生成了新的环境,因而为人创造了新的角色,将人卷入新的人际组合之中。也就是说,具有反身性的媒介塑造了人,也不断塑造着社会。从这个角度,媒介就超越了传输具体信息的载体和工具的层面,而被理解为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中介物”,社会凭借着这样的“中介物”将个体组织起来。也正是从人的社会化存在的中介的角度,算法作为数字化语境传播形态中“人的关系的集合以及关系存有和展开的坐标”,作为“人们感知和体验外部世界的集大成‘中介’”[4],而被理解为一种媒介,并成为当前传播学界的焦点议题之一。
[5]。这种革命显然也引入了一个新的尺度,将人置入新的拟态环境中,在布尔逻辑编织的信息网络中,参与其中的人也就成了被数字定位、数字画像、数字运算的传播节点。进一步地,算法使得人的“数字化生存”转化为“数据化生存”的新方式,身体、位置、行为、情绪、关系、思维方式等全面数据化,“虚拟实体化与数字元件化,也增强了人的反身性控制与自我的量化。个人历史与记忆被外化为多维的数据化轨迹,数据也塑造了数字自我、数字人格”[6]。扩大到社会与文化场域中进行审视,扮演着文化中介角色的算法,通过数据和流量规则所表征的权力对人施加控制,具有计算性质的话语生产了差异化的文化想象,具有自主性的技术物与人共同完成算法社会的文化表演[7],从而形成“构成性的纠缠”[8],一种高度嵌合、错综复杂的关联。
由于隐藏在“黑箱”中的算法具有不透明性,算法传播的研究只能从由算法干预甚至操控的数字传播现象入手,通过对实际案例的描述和剖析,经由效果去推测动机,透过表象去揭示本质。数字技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手段,而且创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有着数字结构的“替代性世界”,“算法将它们投射出来(从计算思维的符号中投射出来),并且可以像我们周围的环境一样具体”[9]。算法传播研究,因而需要将研究对象看作数字媒介系统的具象化,基于整体性视角去考察媒体形态、受众、传播方式、传播技术、传播环境等核心要素及其之间的关联互动。其研究进路,既要将算法传播纳入经典传播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以成熟的传播模式、深入的质化分析、精细的量化分析逐步推进,也要大胆跳出学科边界,借助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话语,敏锐捕捉算法媒介和算法传播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并与传统媒介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循着这样的思路,《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通过对Facebook、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商业化数字平台的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和算法评分机制,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范围应用等算法传播现象的考察,以丰富的实例阐述算法介入情形中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如何依照算法逻辑实现智能匹配,算法推荐下形成的新型媒介环境导致信息传播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算法又对置身于新传播环境中的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进而总结出算法传播的形态特征,即“传播方式演变为日益精准的微目标传播,传播过程简化为依靠数据驱动,传播效果依靠用户体验实现”“表现出自动化、精准化和参与性等特点”[5]。正是注意到算法在媒介社会实践中对受众展现了颇具效果的劝服能力,该著引入修辞学的视角,从计算媒介的深层结构中发掘其语言符号、表达方式、逻辑结构如何增强与优化言语事件的效果,进而征召、打动、刺激受众的情感与行为。这样展开的分析从表象层探入算法装置内部,依次在宏观修辞层、修辞本体层、微观修辞层的三层分析框架下探讨针对不同层次目标的修辞策略,揭示出“算法作为媒介如何通过让某些规则发挥作用并影响选择从而导致特定事物变得重要”[5]。正因为算法与传播实践中的人形成了相互构成关系,因而需要重新审视算法传播中的人机关系。该著巧妙地引入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具有施动力、互动性和影响力的算法装置看作机器行动者,从而在行动者关系网络和实践中重新定位人机传播。这一视角“强调人与技术物之间存在着超越本体差异的平等关系”“把机器纳入传播的中心位置,把人机传播理解为将人与机器(技术)联结为一个传播网络的过程”[5]。这意味着,算法深度嵌入了意义生产,深度嵌入人际关系网络并与人共同构成行动者集合。这种作用是双向的,人也同样深度嵌入这一关系网络中,他的身体、行为、思想随之展现出“深度媒介化”特征。
媒介理论家尼克·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是在社会的层面使用“深度媒介化”(deepmediatization)一词的,用以描述媒介对社会世界全面渗透的状况。所谓“深度”,一方面是指人们在社会世界中严重依赖于基于技术的媒介,另一方面也指出媒介通过传播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方式[10]。“媒介化”意味着一个过程,描述了从接触到嵌合到无法分离的程度递进,数字媒介时代人们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用于构建社会意义的元素和构成要素本身也基于技术化的中介过程。在这一媒介化的高级阶段,人们社会世界的所有要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密切相关。”[5]应该注意到,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一定是从对群体中的普遍个体开始的。作为媒介的算法,无论是对受众感官的直接刺激、对注意力的吸引和调配,还是对用户行为的追踪、黏性的培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受众的情绪经验、行为惯习以及思想观念,使之顺从于算法的逻辑,并与算法媒介及其基础设施产生深度纠缠。深度媒介化因而可能导致人的技术异化现象,算法也可能成为压抑人的本质的外部力量,使人呈现出“身体虚体化”“交往数字化”“精神界面化”的“深度异化”症候,“数字时代的媒介化已经成了普遍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个当代版本”[11]。算法在传播过程中对人的身体的征用、对交往的干预、对精神的控制,提醒我们绝不可小觑算法在新型人际关系中的行动力以及它对权力的觊觎。正是在深度媒介化过程中它所攫取而人们所让渡的权力,使得人与社会遭到“算计”,并在不知不觉中被篡改得越来越数据化、原子化。库尔德利警告,一种通过数据控制人类的“数据殖民主义”将会出现:“随着当前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提取价值的普遍化,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延续,而拥有更深层次的逻辑——这是一种新的分配世界资源的方式,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资源获取方式,这就是人类的日常生活本身。”[12]这都提醒我们,探入“黑箱”的算法传播研究,不只是要发现算法媒介的技术内核,更要洞见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因为算法规则的博弈就是看不见的“政治”。
二、算法社会的政治议题与文化反思
算法传播的广泛实践和深度媒介化的趋势,其必然的结果是“算法社会”的形成。在算法的作用场域之中,人们的时空观念、交际关系悄然转变。算法将计时转化为计算,通过延时、递归等技术改变了时间流的节奏和方向,也以瞬时响应机制满足人们对毫秒甚至微秒级加速的极致想象,还以对恰当时机的精准把握表现为针对特定目的的离散时间。算法使得人们可以摆脱现实场景的束缚,从社会系统中“脱域”而在虚拟空间中重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代表个体的数字符码之间的连接,可以进行统计、归类、排序等运算,进而间接获得对人的支配权。如果这种支配是在受众不知情时发生,一旦公之于众,必然引起轩然大波。201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脸书”对用户进行试验引起众怒》,披露了“脸书”对近70万用户进行的大规模心理实验。网站的数据科学家启动一项算法,在一周内删除了用户核心新闻订阅中关于正面或负面情绪的内容,检测社交媒体上的情绪传播,其目的是研发更有吸引力的产品。文章激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认为“脸书”将用户“当作实验室的小白鼠”,抗议算法有违道德、玩弄用户感情[13]。受众所感到焦虑和担忧的,正是算法在虚拟空间中隐形而泛滥的权力。“脸书”实验绝非孤例,算法通过用户画像收集个人隐私、分析人格特征进而预测用户行为,通过制造顶流网红收割流量并从中牟利,通过过滤气泡筛选内容精准投送、编织“信息茧房”干扰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通过舆论诱导操控政治选举,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都倒逼人们对渗入数字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毛细管之中的算法做出理性反思:算法的权力从何而来?算法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算法权力是否需要划定边界?
如今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境况是,来势汹汹的算法依然在拓疆扩土,不断侵入人类生活的领地,膨胀为利维坦般的庞然大物。作家克里斯托弗·斯坦纳的畅销作品的标题“AutomateThis:HowAlgorithmsCametoRuleourWorld”被译作“算法帝国”,形象表明算法广阔的统治范围和强大的统治力,也暗示算法内部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斯坦纳一方面举出大量算法在各个领域实际运用的例子阐述它带来的便利,认为“未来属于算法和它们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也提醒未来“我们还将要面对算法带来的各种各样、严谨缜密、毫无人情的计算”,而“社会等级排序仅仅只是一个开始”[14],汉娜·弗莱则从人类与机器关系的悖论入手,呼吁秉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审视算法所宣称的能力,她也感叹由于算法躲在暗处,普通人也“很少拥有话语权来干涉算法在我们生活中的权柄范畴”,人们对算法的认知有着相当的难度,但她并未失去信心,强调对待算法应“与其他任何权力之源一样,我们可以质疑它们的决定,审视它们的动机,让它们了解我们的情绪,掌握利益走向,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并且不再盲目乐观”[15]。大卫·萨普特试图发现算法背后的真相,并得出它的权力不过是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镜像的结论,如果要对算法展开批判,就要“将批评和鞭挞聚焦在这个体系上,而不是这个体系产生的谎言和骗局上”[16]。21世纪以来,与算法相关的著作、论文层出不穷,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聚焦于算法权力和算法文化,并对算法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议,体现出对未来人类社会的责任感。
正是注意到算法设计中可能携带政治目的,算法传播也会形塑文化形式,《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专门辟出“算法传播与政治传播”“算法传播与媒介文化”二编,围绕“算法政治”与“算法文化”两个关键词展开讨论:
政治学的焦点包括权力与制度,那么,当人们观察与感受到“算法传播日渐演进为一种政治行为,也同时成为社会控制手段;算法传播作为一套规则,也同时演变为一种制度”[5][5][17],还有学者提出“算法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算法”的辩证概念,指出两者一体两面,其本质是“意识形态通过算法技术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18]。
算法通过识别、计算、自动化和预测塑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逐渐形成了“算法文化”。它将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甚至包括人转化为数据,并依据既定规则进行调节。有研究者将算法文化定义为:“人类一直在将文化的工作,对人、地点、物体和想法的排序、分类和分层,委托给数据密集型计算过程的方式。”[19]如火如荼的数字化进程,将前算法时代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品转化为数字形式并置入算法,算法还深度介入知识生产、教育活动、艺术创作,“是意义生产的重要源头,它影响着社会生活观念,俨然成为一种文化的构成性要素”[5]。经历了“算法转向”的平台文化生产,倚重算法来预测用户需求,相应完成内容的“私人定制”,再进行产品的自动化分销。在资本运作下,平台算法培养了用户的路径依赖,营造出消费社会的繁荣表象,“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货币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通过这种模式牵涉到了更广泛的权力和不平等结构”[5][7]。除此之外,《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同样注意到算法操控下平台化知识生产出现的偏误,包括内容偏移、货币化倾向、选择性生产导致的知识偏颇等,以及对利益的过度钻营滋长的“算法拜物教”,并呼吁相关主体正视这些问题,通过多路径调试进行纠偏,这无疑是对“算法消费文化”的批判式诊断。
算法政治研究和算法文化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算法工具如何重塑国家、公司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批判的视角将算法锁定在由规训到控制的轨迹之上。无论是用“信息权力”“数据权力”或是“阐释权力”“心理权力”来解释算法的内在本质和潜在作用,都不能仅仅描述它影响力的强大和难以抵抗,否则,人们只会持续陷于“算法困境”之中难以自拔。算法传播研究一方面要揭示规律、发现弊端,另一方面也要提供对策,探索算法的社会想象。马克·舒伦伯格和里克·彼得斯将算法社会定义为:“涉及政府和私营主体之间混合联系的一系列实践和话语;其由一系列相对较新的数据驱动技术支撑,通过自己的知识模式以及形成新主体的特殊方式,为社会治理增加了新的层面。”[20]
三、算法的未来与算法媒介研究的可能性
人类将在未来与算法长期共存,这已是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早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Licklider就提出了“人与计算机共生”的思路,即人与计算机实现“紧密耦合”,其目标是“让计算机像其公式化解决问题一样促进公式化思维;人与计算机能够合作做出决定与控制复杂情境,而不是呆板地依赖于既定程序”[21]。在另一篇论文中,他预见经过建模和编程的计算机可以成为“传播设备”,从而改变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一种特殊形式的数字计算机组织及其程序和数据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可塑造媒介,可以彻底改变建模艺术,这样做可以提高人们之间交流的效率。”[22]20世纪90年代,尼葛洛庞蒂前瞻性地描绘了会辨音、会说话的计算机,会追随眼球运动的“跟踪器”、沉浸式的数字游戏等新鲜玩意,并断言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23]这些当年的惊人之论,早已兑现为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推动这些变革的要素,算法无疑是关键核心。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大力推动数字化工程,科技公司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数字产品研发,算法、算力、算据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元宇宙”、大语言模型的横空出世,更是掀起了虚拟空间、人工智能的热浪。可以预见,算法将朝着强交互、智能化的方向迭代、优化,成为神经中枢式的媒介。随着新算法的大范围应用,算法传播还会出现许许多多新现象,为研究者提供新课题与新案例,这就需要研究者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的数字脉搏。
《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算法传播研究超越表象层面的突破,有可能成为“算法传播学”的拓荒之作。该著凸显出一个明确的、极具研究价值的对象,对其范围也做出了清晰划定。在缜密的论述和精到的分析中,“算法传播”“算法政治”“算法文化”等核心概念牢牢扎根、意涵明确,“算法修辞”“算法时间”“机器行动者”的定义呼之欲出,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拓展出空间。该著的研究内容,将算法传播置于社会场域之中全方位审视,多学科的问题共商与话语互渗,发展出针对特定对象的话语方式,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草图式的研究框架。这意味着,作者有着清晰的体系意识和蓝图构想,眼下的实证分析和讨论,是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奠定经验基础,是为算法传播研究的体系建构与范式确立探寻方向、铺平道路。有学者同样认为,传播学界对算法的研究,今后需要“更高的研究视点和更全面的分析框架”,并指出了一种可能的进路:“要以结构化理论为基本理论视角,以历史、语境、行动、结构和效应为基本分析框架,结合场域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微观政治学理论等多种工具考察一定时空内(算法各发展阶段)获得有序安排的算法实践,勾连历史与当下、微观与宏观,更全面细致地分析算法与媒介传播生态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4]这一思路同样强调整体观照,强调跨学科交叉,还特别突出了历史意识。这些都表明,未来的算法传播研究,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而且也要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人文视角的批判洞察有助于发现弊端和痛点,但正如诊断是为了疗治,算法传播的研究还应超越批判,为当下显得迫切的技术治理提供解决方案的启发和建议。正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算法是人的某种思维方式的符号表征,算法的规则和权力是社会权力关系的符号表征。那么,算法研究恰好提供了重审人自身、重审社会建构、重审政治与文化的契机,算法的技术治理也应该建立在这种重审之上。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算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自己,我们希望构建怎样的社会。对个体而言,越是面临算法的爆炸式发展与全面包围,越应该高扬人的主体性,以思考者和行动者的姿态去接受挑战,如果只是坐享其成或谈虎色变,“无法理性地思考算法的影响,忘乎所以地做着科幻大梦时,算法就成了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16][20]。因此,如何推动算法的运用符合社会正义、包容和团结的价值观?如何构建算法使用的道德和法律框架?如何制约技术公司、商业平台滥用算法权力?算法的技术治理需要建立怎样的机制,又可以利用哪些措施手段?这些都应成为未来算法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
算法传播研究还应将更多目光投向在地实践,以身边发生的鲜活实际案例为切入点寻找典型展开多角度研究。算法的社会应用是全球性问题,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应用范围、应用方式等仍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社会制度、技术发展水平、舆论环境、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中国式算法”与西方国家掌握在利益集团手中的算法在目标和规则上显然会有质的区别。即使是内容性质类似、技术方式接近的传播活动,在受众那里也经常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即受众的解码方式和相互影响同样需要考虑国情和地域差别。因而,对西方国家算法传播实践的研究以及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可以参考和借鉴,但绝不能生搬硬套,同样,对西方算法治理的方案也绝不能照猫画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24]。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化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显然,算法在其中居于关键地位。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如何研发出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算法,如何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算法推进形成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如何构建出算法领域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同样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算法传播研究应牢牢扎根中国实践,以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的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技术治理贡献智慧。
参考文献
[1],:AllenUnwin,2004:3.
[2]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76.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
[4]喻国明.算法即媒介:如何读解这一未来传播的关键命题.传媒观察,2022,4:29⁃32.
[5]全燕.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11;31;110;254⁃255;37;175;202;336⁃337;402.
[6]彭兰.“数据化生存”: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54⁃163.
[7]毛湛文,张世超.论算法文化研究的三种向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72⁃81.
[8],//JonathanRobergeRobertSeyfert,AlgorithmicCultures:EssaysonMeaning,PerformanceandNewTechnologies,London:Routledge,2016:5.
[9]威廉·弗卢塞尔著,斯特凡·博尔曼.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周海宁,许凌波,周轩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248.
[10]尼克·库尔德利,安德烈亚斯·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刘泱育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7⁃8.
[11]石润民,蓝江.身体虚体化、交往数字化与精神界面化——数字时代深度媒介化的三重批判维度.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40⁃49.
[12]常江,田浩.尼克·库尔德利: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数字文化批判.新闻界,2022,2:4⁃11.
[13]阿瑟·阿萨·伯格.媒介与传播研究方法:质化与量化研究导论(第四版).张磊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294⁃296.
[14]克里斯托弗·斯坦纳.算法帝国.李筱莹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94;196.
[15]汉娜·弗莱.算法统治世界.李英松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27;203.
[16]大卫·萨普特.被算法操控的生活:重新定义精准广告、大数据和AI.易文波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220;220.
[17]吴进进,何包钢.算法科层制的兴起及其形态.社会学研究,2023,6:40⁃60+227.
[18]刘伟兵.算法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算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152⁃160.
[19],2015,18(4):395⁃412.
[20]马克·舒伦伯格,里克·彼得斯.算法社会:技术、权力和知识.王延川,栗鹏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16;82.
[21]⁃,1960,HFE⁃1(2):C1.
[22],,1968,76:21⁃31.
[23]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72.
[2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2022⁃10⁃26(001)
曾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武汉43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