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净沙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边疆接连告急，唐宪宗召开高级会议商讨对策。大臣们集思广益，一致认为和亲才是上策。
唐宪宗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朕记得有首“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吟诵完后唐宪宗笑道：魏绛何等懦弱无能。写这首诗的人若健在，应该把武陵桃花源赏给他，这才配得上他的好诗。
唐宪宗如此褒奖咏史的作者戎昱，贬低魏绛（春秋时晋国卿，提出并实施和戎政策）。其实是在给边疆政策定调。提议和亲的大臣也只好从此住口。
诗的大意是说，汉人历史上的所有国策，最糟糕的就是和亲。国家安危只能仰仗英明的君主，哪能寄托在女人的身上。历史竟有如此多将相大臣赞成和亲，真不配为国家栋梁。
站在唐宪宗角度，戎昱的见解当然高明。但在大臣和百姓的角度，也许会暗想：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江山是你们李家的，让你们李家出几位公主去换几年太平，免得百姓劳作，交税提供军费，免得千万军兵战死，这不好么？备战当然必要，但和亲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辅助。
在古代的诗人里，对和亲大凡都是批判，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对汉武帝情有独钟，赞颂他不惜耗尽全国人力物力，硬碰硬与匈奴开战，扬我大汉雄风。而像汉高祖手下的刘敬，却因为安排宗室女子与匈奴和亲，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扣了一顶千古罪人的帽子。
在古人的概念里，奸臣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损公肥私，嫉贤妒能，打击异己，例如魏忠贤，他们造成的祸害基本只限于当时。第二种公而忘私，严于律己，兢兢业业但却遗祸万年，例如刘敬。他们的祸害是制度性的，可以远达千秋。在诗人看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尊严是不应该向利益做出妥协的。
但是，如果可以把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雄心放下，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王昭君的一生，感受会不会不同呢？
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过昭君村》。他走进昭君的遗迹，听村里的老人讲述风土人情。在白居易的眼里，一个“遐陋”的地方竟能养出绝代佳人，只能感叹：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英勇不问出处啊。
然而美色总会被发现，入宫也就自然注定，因他人羡慕不满，最终落得出塞远嫁。人世间有多少黑白颠倒之事，何必非怪画家呢？
时过境迁，村里已找不到昭君的遗迹，只有村子的名还在昭示着那段往事。村里人把昭君的遭遇当成前车之鉴，直到今日，村里的姑娘都会在脸上故意烫上疤痕，在他们眼里，薄命只因红颜，与其天生丽质，倒不如灰头土脸。
这倒很能引起读书人的共鸣：凭借绝代才华进入权利漩涡，在万分凶险中博取富贵，难保不会弄巧成拙，下场还不如安安分分的普通百姓。历尽宦海沉浮的白居易最能领会其中的道理，所以他的后半生都在“中隐”中读过，能少操心就少操心，能不做事就不做事。简单享受人生，比什么都好。
但如果再换个角度，王昭君自己就没有过错么？刘长卿的一首“王昭君歌”就道出他的见解，对自己的美貌自负，才不把画家放在眼里，不肯低眉折腰。将自己的一生毁在一个细节上，值否？才高容易自负，自负就不愿在凡人面前放下身段，这不就是刘长卿的写照和懊悔，这又何尝不是读书人的通病。
因此，当一个人陷入这种境遇，到底有没有标准的解？有多少人真的可以不计成败得失？一个当下合宜的解，放在不同的时代是否依旧合宜？恐怕发议论永远都比实干容易吧。
昭君出塞的故事里，昭君并不是汉元帝的公主，和刘姓王朝没有半点沾亲带故，所以昭君出塞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和亲。如果出塞和亲的是一位汉家公主，诗人的同情会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呢？
注意：本文非原创，是《唐逸-唐诗50首》的学习笔记。
